心灵的飨宴

——叶嘉莹先生的诗教

期次:第1232期       查看:19


资料图片:叶嘉莹与席慕蓉在叶赫河畔“觅原乡”(2002 年)


  □席慕蓉
  2009年2月21日晚间,叶嘉莹先生应洪建全文建基金会的邀请,在台北的敏隆讲堂演讲,讲题是《王国维〈人间词话>问世百年的词学反思》。
  从7点整准时开始到9点过后还欲罢不能,那天晚上,叶老师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以《人间词话》为主轴,谈词的由来、特质、境界、以及雅郑之间的微妙差异等等;上下纵横,中西并用,再加上兴会淋漓之处叶老师不时地让思路跑一下野马,把我们带到一片陌生旷野,那种辽阔无边,那种全然不受约束的自由,好像极为混沌无端难以言说,却在同时又井然有序地一一心领神会……何以致此?何能致此?
  当时的我,只觉得叶老师在台上像个发光体,她所散发的美感,令我如醉如痴,在无限欣喜的同时还一直有着一种莫名的怅惘,一直到演讲结束,离开了会场、离开了叶老师之后,却还离不开这整整两个多钟头的演讲所给我的氛围和影响。
  之后的几天,我不断回想,究竟是什么感动了我?
  对叶老师的爱慕是当然的,对叶老师的敬佩也是当然的,可是,除此之外,好像还有一些什么很重要的因素是我必须去寻找去捕捉才有可能得到解答。
  那天晚上,叶老师在对我们讲解关于词的审美层次之时,她用了《九歌》里的“要眇宜修”这4个字。
  她说:“要眇”二字,是在呈现一种深隐而又精微的美,而这种深微,又必须是从内心深处自然散发出来的才可能成其为美。
  至于“宜修”则是指装饰的必要。但是,叶老师说:这种装饰并非只是表面的修饰,却也是深含于心的一种精微与美好的讲究。一如《离骚》中所言的“制芰荷以为衣兮,雧芙蓉以为裳……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是所谓的一种品格上的“高洁好修”。
  那天晚上的叶老师,身着一袭灰蓝色的连身长衣裙,裙边微微散开。肩上披着薄而长的丝巾,半透明的丝巾上还暗嵌着一些浅蓝和浅灰色的隐约光影,和她略显灰白但依然茂密的短发在灯光下互相辉映。
  当时的我,只觉得台上的叶老师是一个发光体,好像她的人和她的话语都已经合而为一。不过,我也知道,叶老师在台上的光辉,并不是讲堂里的灯光可以营造出来的,而是她顾盼之间那种自在与从容,仿佛整个生命都在诗词之中涵泳。
  之后,在不断的回想中,我忽然开始明白了。
  原来,叶老师当晚在讲坛上的“人和话语合而为一”,其实是因为,她就是她正在讲解中的那个“美”的本身。
  叶老师在讲坛上逐字讲解中的“要眇宜修”,就是她本身的气质才情所自然展现的那深隐而又精微、高洁而又高贵的绝美。
  是的,她就是“美要眇兮宜修”的那位湘水上的女神。
  然而,或是因为“世溷浊而不分兮”,或是因为一种必然的孤独,使得所有这世间的绝美,在欣然呈现的同时,却又都不得不带着一些莫名的怅惘甚至忧伤……那晚之后,我在日记里记下自己的触动,我何其有幸,参与了一次极为丰足的心灵飨宴。
  想不到,10个月之后,我又有幸参与了一次。
  2009年12月17日上午,叶老师应余纪忠文教基金会的邀请,在中坜的“中央大学”作了一场演讲,讲题是《百炼钢中绕指柔——辛弃疾词的欣赏》。
  礼堂很大,听众很多,仪式很隆重。可惜的是,演讲的时间反而受了限制。叶老师这次只讲了一个半小时左右,她所准备的10首辛弃疾的词,也只能讲了两首而已。
  这两首的词牌都是《水龙吟》,一首是《登建康赏心亭》,一首是《过南剑双溪楼》。叶老师说,辛弃疾一向是她所极为赏爱的一位词人。
  他正是能以全部的心力来投注于自己的作品,更是能以全部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作品。他的生命与生活都以极为真诚而又深挚的态度进入文学创作。
  因此,在讲解这两首《水龙吟》之时,叶老师就要我们特别注意创作时间的差异对作品的影响。她说,基本上,生命的本体(感情与志意)是不变的,可是,辛弃疾一生传世的词,内容与风格却是千变万化,并且数量也有六百多首。
  她为我们选出的这第一首《水龙吟》,辛弃疾34岁,正在南京,在孝宗的朝廷。写《登建康赏心亭》的时候,离他当年率领义兵投奔南朝,那热血沸腾壮志昂扬的英雄时刻,已经过了10个年头了。
  写后面的一首《过南剑双溪楼》,辛弃疾已经有五十多岁了,而在这之前,被朝廷放废了10年之久。
  辛弃疾的一生,六十八载岁月(1140-1207年),有四十多年羁留在南宋,中间又还有20年的时光是一次次被放废在家中。
  这样的蹉跎,置放于文学之中,会产生出什么样的作品?
  我们在台下静静地等待着叶老师的指引。
  这天,站在讲台上,叶老师仍是一袭素净的衣裙,只在襟前别上了一朵胸花,是“中央大学”校方特别为贵宾准备的,深绿的叶片间缀着一小朵红紫色的蝴蝶兰。
  她的衣着,她的笑容,她的声音,她的一切,本来都一如往常,是一种出尘的秀雅的女性之美。可是,非常奇特的,当她开始逐字逐句为我们讲解或吟诵这两首《水龙吟》之时,却是隐隐间风雷再起,那种雄浑的气势逼人而来,就仿佛八百多年前的场景重现,是词人辛弃疾亲身来到我们眼前,亲口向我们一字一句诉说着他的孤危而又蹉跎的一生了。
  在“楚天千里清秋”微微带着凉意的寂寞里,我们跟着辛弃疾去“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心里涌起了真正的同情。非常奇妙的转变,在我的少年时,那些曾经是国文课本里生涩而又苍白的典故,为什么如今却都化为真实而又贴近的热血人生?原来,辛弃疾亲身前来之时,他的恨,他的愧,他的英雄泪都是有凭有据,清晰无比的啊!
  我们跟随着他掠过了二十年,来到南剑双溪的危楼之前,但觉“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到底要不要“燃犀下看”呢?那黑夜的肃杀与词人的忐忑,到此已是一幅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画面了。
  等到“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这几句一出来,我一方面觉得自己几乎已经站在离辛弃疾很近很近的地方,近得好像可以听见他的心跳,感觉得到他的时不我予的悲伤。可是,一方面,我又好像只看见这12个字所延伸出来的人生境界。这就是“文学”吗?用12个字把时空的深邃与浩瀚,把国族与个人的命运坎坷,把当下与无穷的对比和反复都总括于其中,这就是“文学”吗?
  因此,当叶老师念到最后的“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的时候,在台下的我不得不轻声惊呼起来。
  惊呼的原因之一是,这“系斜阳缆”更是厉害!仅仅4个字而已,却是多么温暖又多么悲凉的矛盾组合,然而又非如此不可以终篇,仅仅4个字,却是一个也不能更动的啊!
  惊呼的另一个原因是,终篇之后,我才突然发现,刚才,在叶老师的引导之下,我竟然在不知不觉之间进入了南宋大词人辛弃疾的悲笑一生。他的蹉跎、他的无奈不仅感同身受,甚至直逼胸怀,使我整个人都沉浸在那种苍茫和苍凉的氛围里,既感叹又留恋,久久都不舍得离开。
  这是何等丰足的心灵飨宴!
  等我稍稍静定,抬头再往讲台上望去,叶老师已经把讲稿收妥,向台下听众微笑致意,然后就转身往讲台后方的贵宾席位走去,准备就座了。亭亭的背影依然是她独有的端丽和秀雅……可是,且慢,那刚才的辛弃疾呢?
  那刚刚才充满在讲堂之内的苍凉与苍茫,那郁郁风雷的回响,那曾经如此真切又如此亲切的英雄和词人辛弃疾呢?
  请问,叶老师,您把他收到什么地方去了?
  何以致此?何能致此?
  这不是我一个人在思索的问题,那天会后,许多听众也在彼此轻声讨论。
  我听见有人说:“是因为声音,声调。”有人说:“是因为先生学养深厚,又见多识广。”有人说:“是因为她自幼承受的古典诗文教育,已经是她生命的一部分了。”还有人说:“恐怕是因为她自身的坎坷流离,所以才更能将心比心,精准诠释的吧。”
  我在旁边静静聆听,大家说的都没有错,这些也应该都是叶老师所具有的特质。但是,我总觉得,是不是还有别的更为重要的质素,才可能让叶老师如此地与众不同呢?
  这是我一直想去寻求的解答。不过,我也知道,那极为重要的质素,想必也是极为独特与罕见的,又如何能让我就这样轻易寻得?
  直到最近,读到《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一书的初稿,发现书中有两段话语,似乎就是给我的解答,在此恭谨摘抄如下:
  ……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我之所以有不懈的工作的动力,其实就正是因为我并没有要成为学者的动机的缘故,因为如果有了明确的动机,一旦达到目的,就会失去动力而懈怠。我对诗词的爱好与体悟,可以说全是出于自己生命中的一种本能。因此无论是写作也好,讲授也好,我所要传达的,可以说都是我所体悟到的诗歌中的一种生命,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力量。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认为诗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当然在传达的过程中,我也需要凭借一些知识与学问来作为一种说明的手段和工具。我在讲课时,常常对同学们说,真正伟大的诗人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自己的诗篇的,是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的,在他们的诗篇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的心灵、智能、品格、襟抱和修养。而我们讲诗的人所要做的,就正是透过诗人的作品,使这些诗人的生命心魂,得到又一次再生的机会。而且在这个再生的活动中,将会带着一种强大的感发作用,使我们这些讲者与听者或作者与读者,都得到一种生生不已的力量。在这种以生命相融会相感发的活动中,自有一种极大的乐趣。而这种乐趣与是否成为一个学者,是否获得什么学术成就,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这其实就是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旨哉斯言,谜题揭晓!
  原来,答案就在这里。
  叶老师所给我们的一场又一场的心灵飨宴,原来就是久已失传的“诗教”。
  这是一种以生命相融合相感发的活动,而能带引我们、激发我们去探索这种融合与感发的叶老师,她所具备的能量是何等的强大与饱满,而她自己的生命的质地,又是何等的强韧与深微啊!
  历经忧患的叶老师,由于拥有这样充沛的能量,以及这样美好的生命质地,才终于成就了这罕有的与诗词共生一世的丰美心魂。
  在此,我谨以这篇粗浅的文字,向叶老师献上我深深的谢意。
  作者附记:
  在《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一书的初稿里,很惊喜地发现,1953年到1956年之间,叶老师曾经在台北市第二女子中学教过高中部的国文。而我是在1954年秋天从香港来台北参加插班生考试后,被分发进入台北二女中初中部二年级,1956年夏天毕业。
  因此,在那两年的时间里,我们或许曾经在校园和教室外的走廊上远远地相遇过吧,而无论那距离有多么遥远,毕竟也是师生的相遇和牵连。在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可以确认这师生的关系,真是无限欣喜,因以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