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研究七十年的回顾与展望□张昊苏

    期次:第1411期   

2021年 2月23日,是老校长张伯苓 (1876-1951)去世70周年的纪念日。70年来,南开系列学校呈现出不少新的办学风貌,而张伯苓研究也历经顿挫,生机愈浓。本文试对70年来张伯苓研究的状况稍加梳理,以为张伯苓先生逝世70周年之纪念。

严格意义上对张伯苓的 “盖棺定论”,当然应在张伯苓去世的1951年以后。然而,对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学术研究,在张伯苓生前即已开展。20世纪30年代末在重庆,周恩来参加的一次南开校友会常务理事会上,与会者就共同决定收集张伯苓的教育言论并编纂论文集,并在随后的几年付诸实践。胡适用英文撰写的《张伯苓:一代师表》即借鉴了这些成果,此文收入1948年出版的英文纪念文集 《别有中华: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使张伯苓的事迹为西方知识界所知。

张 伯 苓 于1951年2月23日逝世于天津。除黄钰生、喻传鉴在大陆追悼张伯苓之外,海外南开校友及学者,对张伯苓有相当多的怀念、评价、研究。台湾南开校友会编纂了《张伯苓先生八旬诞 辰 纪 念 册 》(1956)及《张伯苓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1975)等纪念集。这些张伯苓的亲炙弟子已对乃师的基本思想和人生得失有比较清晰的概括,并奠定了对某些关键问题的认知。

1979年,张伯苓骨灰被妥善安葬于天津烈士陵园,官方致祭时称之为“爱国教育家”。梁吉生的长文《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1981)开启了张伯苓教育理念研究的初始阶段,此文是“文革”结束后首篇系统论述张伯苓思想的学术专文,除考索张伯苓生平及爱国思想外,特别讨论了张伯苓晚年思想转变及台湾伪造“张伯苓遗嘱”等重要问题,在当时影响甚大,当年即被 《新华文摘》第五期转载。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关张伯苓的介绍、评价、研究及言论编选,多由梁吉生操刀或总其成,相关著作二十余部陆续问世,以一人之力拓宽了张伯苓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其中,《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1994)为第一部系统、深入研究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学术专著,可以代表本时期张伯苓研究的学术方向与最高水准。该书13章33万字,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张伯苓的教育活动、教育言论与教育思想,史料占有之丰富,涉及领域之广阔,思想评价之通达,均系张伯苓研究中罕见的力作。美国学者周锡瑞、叶娃评价本书 “详尽深入的研究和客观公允的评价使之成为对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的历史感兴趣的人所不可多得的入门书”,这也是为数不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反响的张伯苓研究著作(此前一部则为有7篇英文书评的《别有中华》)。

梁吉生的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2003)出版之后,张伯苓研究进入一个新的研究周期,逐渐呈现出更多元的学术面貌。由于“奥运三问”“爱国三问”的为世所重,张伯苓的当代影响力与社会声誉都颇有提升。如何在初具规模的张伯苓研究基础上再开新局,成为此后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时期的张伯苓研究在学术研究方面呈现出不少新的特色。

对张伯苓相关文献的广泛搜集、整理与挖掘在本时期得到极大推进。梁吉生的《张伯苓年谱长编》(2009)及梁吉生、张兰普合编的《张伯苓私档全宗》(2009)、《张伯苓全集》(2015)、《张伯苓教育佚文全编》(2019)等书,均具有重要文献价值。150万字的《张伯苓年谱长编》及十卷本《张伯苓全集》完成后,与张伯苓相关的文献资料,大致可说是网罗殆尽。学术论文的数量也大幅增加。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可见,以“张伯苓”为篇名的绝大多数期刊论文(181/232)及学位论文(22篇),完成于2007-2017年间。从作者身份来看,此前的研究者多为南开校友、职工,而本时期所涌现的上述研究尤其是学位论文,多数出自教育史、高等教育思想领域研究者而非南开本校学者。这至少证明两点:其一,张伯苓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因其特殊的历史价值,已逐渐进入到教育史研究者的视野中,而非南开校史研究的独有产物;其二,相关文献的整理、出版,给予非南开学者极大的研究方便,使其可以较充分地利用现有史料展开研究。

有关张伯苓及南开的研究还开始引起外国学者的关注,学术研究略显端绪。2011年,包克强(JohnStewartBarwick)的博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中国新教徒对现代性的追求》(TheProtestantQuestForModernityinRepublicanChina)通过答辩。该论文第六章以一百一十余页的篇幅论述张伯苓的教育与宗教事功,指出张伯苓对中国现代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的贡献,有志于通过公民新人格的塑造,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周锡瑞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2011),书中述及叶笃正、叶笃义兄弟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学习经历,并由此引出对张伯苓及南开的评价。书中认为,“南开中学的创立者张伯苓,是近代中国最具进步思想和创新精神的教育家之一”。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南开大学仍然作为张伯苓研究重镇,所编“南开大学校史丛书”中有多部与张伯苓直接有关外,2006年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下简称“张研会”)的成立,标志着张伯苓研究团体的多元化。张研会侧重于结合大、中、小学全面研判张伯苓教育思想体系,重点探讨并激活张伯苓教育理念、教育活动的当代价值。《张伯苓研究》主编胡海龙(2020)通过对民国时期南开校友的广泛访谈,其研究大有助于了解张伯苓所办南开学校的历史语境,在此基础上乃有机会从另一角度检核张伯苓思想的学术意义。

在上述张伯苓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不揣浅陋,试提出几点新展望,希望南开新百年的张伯苓研究亦能呈现更新颖、更深入的面貌:

第一,张伯苓文献研究的体系化与数据库化。此前学界主要集中于通过中文文献研究张伯苓,但英文文献实际颇为丰富,且价值重要。传统的文献收集与整理,以编纂全集、资料汇编、研究目录最为常见。现在《张伯苓全集》及补编的编纂基本详备,但资料汇编、研究目录多付阙如。近代人物相关资料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往往非传统出版形式适于涵盖,亦往往非个人阅读所能轻易穷尽,故建设专人数据库及全文检索等方式,已成为重要趋势。如能将张伯苓相关文献加以数据库化,实是对现有文献整理方式的重大补充,必将推动张伯苓研究的高效进步。且张伯苓的著述、思想,往往寄于南开学校的规章制度与教学宗旨,很难完全区分个人观念与集体智慧。此类信息,如以数据库方式加以展现,亦属较为妥帖。部分文献存于海外有待挖掘,需要沿着张伯苓走过的足迹,加以更细致的钩沉。

第二,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的细化开展。如前所述,张伯苓的南开教育事业始于中学(1905),而后逐渐建成大学、女中、中学、小学、研究所周备的教育体系,南开系列学校遍于天津、重庆、自贡各地,其理念影响则周及全国。因此,除以“大学校长”这一身份认知张伯苓以外,还应特别重视张伯苓 “南开系列学校创始人”这一身份,综合其不同教育身份的理念与事业,从教育史大背景中重新确定张伯苓的历史地位。研判这一问题,除需更细致地研读其著述之外,还应回归历史语境,对张伯苓知识谱系形成的过程、张伯苓思想体系的演化方式、南开学校其他教育家的贡献等问题加以深入探索,方能历史地、全面地认识张伯苓教育思想的价值意义。

第三,张伯苓研究视角的全面拓宽。张伯苓除是近代教育的“一代师表”外,还是当时有较大影响的社会贤达。张伯苓对重要历史文化事件的介入、与知名人物的交流,实际亦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因此,从当下研究的宏观现状而言,对张伯苓的研究不妨适当从教育史领域跳出到近代史领域,采取较新学术方法,拓宽张伯苓研究的广度,丰富张伯苓传记的书写方式。还可采取数字人文方法,重构张伯苓的交往圈和影响幅度;结合外文史料,探讨张伯苓世界声誉的来源,等等。这些研究视角不仅有利于从更广阔的方面认识张伯苓这一历史人物,也有助于对张伯苓的教育贡献提供新的理解维度。